阎学通：造词≠学术创新
本文转载自世界和平论坛
本文为《国际政治科学》2017年第二期的《主编寄语》，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、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。
有学者曾经批评经济学界的一些人热衷于造新词，以博得领导的青睐，而不是集中精力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。
这种现象其实并非只存在于经济学界，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十分盛行。而且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学界由来已久，只是现在比以前更加严重。这值得学界同仁共同警惕，以防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走上歧路。
国际关系学界的造词现象
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最盛行造的词是各种“陷阱”，以“陷阱”为名的文章多不胜数。用“陷阱”两字编造新词，这比经济学界造词的方法更为简单容易，因此其具有学术意义的可能性就更低。
目前从“百度”上搜索到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“陷阱”造词法有四类：
最时髦的做法是用外国人的名字加上“陷阱”二字，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“金德尔博格陷阱”“保罗·肯尼迪陷阱”“奥尔森陷阱”；
第二类是用一个国际关系的概念加上“陷阱”二字，如“地缘政治陷阱”“国际制度陷阱”“软实力陷阱”“中等发达国家陷阱”；
第三类是在方法论概念上加“陷阱”二字，如“科学主义陷阱”“本体论陷阱”；
最后一种是随便找个词加上“陷阱”或“的陷阱”，如“海洋争端第三方陷阱”“海运减排履约陷阱”“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”“既有大国的低碳制度陷阱”“追随战略的碳交易陷阱”“西方文化的陷阱”等。
根据2001年1月修订版的《新华词典》，“陷阱”是指“施以伪装的坑穴”。这个定义说明，陷阱是指人为故意制造的，目的是使他人或动物落入其中的坑穴。然而，上述这些所谓的“陷阱”没有一个是为了陷害别人而故意制造的，就连使用较多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也不是。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指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权力争夺有导致战争的危险，然而这个危险既不是双方中任何一方故意制造的，也没有一个第三方故意制造这个危险的陷阱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所谓的“陷阱”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。根据这个道理，以上用“陷阱”组合制造的其他词，所反映的都是主观想象而非客观存在。
用“陷阱”制造的词有一个社会功能，即可为错误决策提供免责的理由。因为有人制造了陷阱，如果决策失误，就能将责任归咎于陷阱制造者。
例如，“海洋争端第三方陷阱”，就明确地将两国发生海洋权益冲突的罪责归咎于第三方。经济学里的“中等发达国家陷阱”，也是将未能制定出有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策归咎于“陷阱”，而不是决策者本身。
正是由于以“陷阱”编造的词有这种社会功能，学界更要特别小心其负面的社会作用。
不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容易促使人们热衷于造词。我国学界将政府文件采用了某人造的词视为该人的学术成果。创造一个新概念是否对国家有贡献，取决于这个新概念对国家的进步是否起到了正面作用，而不应以其是否进入了政府文件为判断标准。
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造了许多词，如“人定胜天”“大干快上”“破旧立新”“资本主义尾巴”“社会帝国主义”，等等，不计其数，很多都进入了政府文件。然而历史表明，当时制造的那些词不仅没有学术价值，而且具有加剧国家灾难的作用。
将社会流行程度作为学术水平标准也会促使研究者造词。国际关系学本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，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家利益有很强的相关性，因此是非常严肃的学问。这个学科属于社会科学，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由其对增进学术知识的贡献所决定的，流行与否并不能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。
当把社会流行程度作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时，就可能驱动研究者通过造新词的方法吸引世人眼球。这也是某大学宣布将网上点击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后，引起学界哗然的原因。
如果社会流行程度可以作为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，国际关系中有关“中国威胁论”的文章在网上和网下都非常流行，难道可以此判断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学术水平很高吗？
研究靠“做”而非靠“造词”
中国崛起为当代中国学者提供了无数有重要意义、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。
例如，大国崛起成功的基本原理是什么？
在网络时代，大国崛起成功的原理与无网络时代有何不同？
如何制定我国崛起战略效果的衡量标准？军事外交发挥作用的边界是什么？
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，其充要条件有哪些组合？
综合国力的提高速度与实力构成要素比例两者间的关系是什么？
与此相关的问题很多，但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。
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专业已开始使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研究之际，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使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。
大数据方法的出现，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，即所谓“后发先至”的机会。例如，我国没有经历私人支票的阶段，一步跨越到信用卡阶段。在我国的农村地区，人们甚至跳过私人支票和信用卡两个阶段，直接进入手机支付阶段。
在大数据方法面前，我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因此，只要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投入精力用于大数据的研究，我们就有可能像使用共享单车一样，走到世界的前列。
然而，目前讨论大数据的人多，而身体力行使用这种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少。在目前阶段，用大数据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，多数都是很有发表价值的。
在大数据方法的推动下，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向实验研究发展，这一趋势必然促进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科学化。
“实验研究”的字面含义就是动手做实验。国际政治心理学和国际政治预测学是领先的领域。我国从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本就不多，而且基本上没有做实验研究的。
在国际关系预测方面，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实验研究，不过好像多数是女学者，男学者似乎很少。这与造词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而无女性的现象正好相反，原因不得而知。如果长此以往，20年之后，国际关系实验研究将由女学者主导。目前已有女学者开始进行事件预测的研究，无论有什么成果，这都是在趋势预测和程度趋势的基础上向前迈出的一步。
定量衡量国际关系概念仍是一个需要国际关系学界集体努力的方向。国际关系已经形成了有体系的理论，也有了成套的专业概念或术语。
然而到目前为止，许多核心概念都缺乏学界普遍接受的定量衡量标准，这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进步。例如，综合国力、国际权力、国家利益、战略稳定、相互依存、一体化，等等，这些概念都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物理学在不能衡量“力”和“能”的时代，就难以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同理，只有在衡量核心概念上投入研究精力，才能促进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发展。这类研究成果都属于有重大学术贡献的知识创新。
目前，《国际政治科学》和其他国际关系专业杂志都面临着缺稿的问题。《国际政治科学》一年发表20多篇文章，来稿量是发文量的几倍，但有学术价值的稿件却不多，我们不得不采用多种办法征集有学术价值的稿件。
从来稿情况看，合格稿件少的学术原因是，作者对于所讨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，或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，或是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，或是提出一些解释性假设却缺乏可靠的实证检验加以支持。
有学术价值的投稿较少的社会原因是什么，需要研究才能知道，但编造新词的现象如此广泛可以证明，学者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原因之一。
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，发表“短、平、快”的时评成为出名的捷径。时评是给非专业的大众读的，于是编造新词以吸引眼球就顺理成章了。
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或者个人的业余爱好，国际关系学者写国际评论无可厚非，但这终归不属于本职的学术研究。知名人士三日一文的国际评论，既不增加国际关系知识，也无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，虽然可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，但其代价是浪费了学术研究的时间和资源。
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健康发展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。如果我们把时间和资源投入于研究国际关系的真问题和原理，用于大数据和实验研究，这会较快提高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。希望国际关系学界少些造词现象，多些研究问题和原理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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